西安曲江皇家园林，在我国园林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，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先河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这里就已被秦国宗室规划为御花园，我们熟悉的大秦离宫宜春苑便坐落于此。
不过，在当时，曲江还比较浅。到了隋朝，整座大兴城都是倚曲江而兴建的，对风水学说深信不疑的隋文帝杨坚认为：城池的走向呈东南高西北低，风水的位置更贴近于东南，这样的设计不利于国家的发展。大隋皇宫被规划在城市的北侧，没有占尽风水，且在地势上略逊于东南侧的建筑。
可皇宫已竣工，该以怎样的方式破此风水之局呢？
朝臣提议：以厌胜之术，将整条曲江挖深，并将其隔绝在内城墙外。为了保护曲江的风水不被老百姓再次破坏，朝廷将此地圈为禁区，并在秦离宫原址上重建了一座皇家园林。从这以后，这里便成了大隋皇室御用的玩乐场所，终隋一朝大兴城的凡夫俗子再无缘涉足已被圈为禁苑的曲江了。
好在，曲江本身风光秀丽，且这里的水系统浑然天成，无需另建循环系统。所以隋朝没有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，就已将此地修缮成风景迤俪的人间仙境。到了开皇三年，天下大势渐成定局，隋朝的统治愈发稳定，整个大兴城的修建已步入尾声。
值此之际，隋文帝杨坚迁入新都。这座崭新的首都最让他满意的，便是曲江园林了。只不过，曲江池这个名字在杨坚听来较为不悦，认为“曲”这个字象征着曲折与磨难，征兆不详。为了给曲江池取一个既吉利又好听的名字，隋文帝集思广益，向朝臣征集名字。
下朝以后，宰相高颖回忆起此前陪同杨坚游园时，池中的荷花正值花期，每一朵都开得娇艳。因为荷花素有“水芙蓉”的别称，所以高颖便奏疏杨坚，请求将曲江池更名为“芙蓉园”。就这样，大兴城乃至全国最奢华的皇家园林芙蓉园正式定名。在改造曲江的过程中，隋朝的工匠仅深挖了芙蓉园一段，所以下游部分仍流入大兴城外郭，成为各坊的水源之一。
到了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，知名工匠黄衮受邀入京，在曲江池内壁雕刻了诸多水饰，将整座芙蓉园装点得更显风光。从这以后，杨广便常驻于此，时常召集群臣进行“流饮”。所谓流饮，就是让宫人自上游投放载着小船一样的酒杯，隋炀帝君臣于芙蓉园中纵情取饮。由于，一边欣赏流水一边饮酒的做法颇具诗意，所以，就以流饮引申出了一个贴切的成语“曲水流觞”。
其实，这种传统的历史非常古老，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，据南朝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：“昔周公卜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《诗》云‘羽觞随流波’。”且这样的做法，主要有两大作用：
一是、欢庆和娱乐；
二是、祈福免灾。
之后，“曲水流觞”更是成了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。那时，人们在举行祓楔仪式后，大家坐在水渠两旁，在上流放置酒杯，任其顺流而下，杯停在谁的面前，谁即取饮，彼此相乐，故称为“曲水流觞”。王羲之的兰亭聚会，虽也举行修禊祭祀仪式，但主要还是进行了“曲水流觞”活动，突出了咏诗论文，饮酒赏景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那时的做法是：在院子里挖一条小河，然后让仆人在河的上游将酒杯漂浮在河面上，当酒杯漂到哪位的面前时，那位就要去作一首诗，如果作不出的话，就要喝酒了。
后来的朝代，君王时常以此为雅，争相效仿。
到了唐朝时期，可谓是“曲水流觞”最盛行时期。上至君王，下至豪富人家，每家的庭院之中都要引一条溪流，主人在此复刻隋宫“曲水流觞”的雅兴。这种特殊的饮酒文化，亦赋予了曲江别具一格的人文精神，成为后来唐朝曲江文化的基石。
唐朝皇帝大多好大喜功，他们在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了宫殿，打造了太极宫、兴庆宫、大明宫这三座豪华宫殿群。大隋虽已成过去式，但曲江的风光尚在，所以芙蓉园亦成了唐代皇家工程的重点改建对象。有唐一朝，芙蓉园中多了彩霞亭、凉堂、紫云楼、蓬莱山等景致，黄渠之水被引入曲江池，使得池水的面积更胜往昔。
与前朝不同，唐朝的曲江池已不再是平民禁止入内的皇家园林，而是长安城中的公共园林了。平日里皇亲国戚、僧人道士、商贩农民皆会往来于此，游览曲江的风光。除了“曲水流觞”之外，这里还出现了杏园关宴、雁塔题名、乐游登高等更具雅致的文娱活动。在后来的千百年里，自诩风雅的文人不断效仿来自曲江池的唐人遗风。
曲江池的扩建，要得益于唐玄宗李隆基。
李隆基格外喜爱这处雅致的景观，斥巨资修建了自大明宫开始，途径兴庆宫抵达芙蓉园的“御用通道”夹城，该夹城的长度约为八公里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，足见唐玄宗对该园林的热爱。
但遗憾的是，任何有形的东西都终将毁灭，经历了数代繁华的芙蓉园，于唐末毁于战火，园林内的一切人工景观均被破坏殆尽，随之伴生的种种文娱活动亦变得消沉。
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芙蓉园，不过是现代人根据文献复刻的园林罢了。
